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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庆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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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资本主义”的中国将如何是好  

2010-07-11 14:28:15|  分类: 杂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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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隶资本主义”的中国将如何是好
                                       马庆云/文
        我们惯常的课本思维中,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资本主义甚至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会随着经济的自主发展而必然到来,但从如今的资本发展现状来看,经济基础并不能决定上层建筑的方式,中国从根本上还没有自由资本主义的萌芽,以前我们课本和惯常思维中认识的明末的手工作坊,只不过是一种常态的经济形式罢了,任其发展,也不会给中国带来自由资本主义。
         自由资本主义首先强调的是一种法权关系,在网织的法权关系中,人与人之间得到相互条文限制的自由,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民主发言的权利,所谓的天赋人权,只不过是一种人生来注定要平等的号召。“资本主义”这个词本身应该只是经济发展到一定形式的代名词,也就是说,经济发展到形成资本投资并能在一定范围内形成规模效应而且初步具有相对垄断的经济形式,资本主义不应该属于一个社会学范畴,它应该停留在经济学领域。而“自由”才是社会学范畴。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形成的标志便是市民形态的转变,不过是以前不能纳入资本的人同样变成和商品一样的资本形式罢了。因为人已经被资本纳入,所以“自由”和保护“自由”的法权体系变得尤为重要。如今,世界各处,业已形成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
        回到中国的现实上来。鲁迅先生在杂文中把中国归为两个时代,暂时坐稳奴隶的时代和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某个曾经高歌鲁迅的老犬儒在他的《奴隶制度》一书中,根本上没有注意到鲁迅这句话的哲学和社会学内涵,简单的认为经济基础和上层政治建筑是一致的,并把经济发展看成是社会政治进步的根本,实际上,中国一直处于奴隶制度的社会形态,政治形态没有多少变化,唯一产生变化的只是经济形态罢了。纵观中国历史,不过这么几个综合形态:奴隶原始社会——奴隶封建社会——奴隶资本社会。
        在奴隶原始社会时期,奴隶直接成为“商品”(虽然不同于我们现下资本社会的商品形式);奴隶封建社会,奴隶则成为家奴,家奴的主人又成为上面官员的奴隶,皇帝最终成为最大的奴隶主;而在资本社会,奴隶的形式发生外在的变化,奴隶不再直接成为商品,而凝结在商品上被用作资本运作。马克思把奴隶资本社会时期的“奴隶”称作“无产阶级”。我们研究西方的经济和政治的综合制度,也会发现,正是这么一条走向,而且西方有一个更值得注意的地方,“奴隶”本身在经济上被逐渐勒紧,而在政治上则逐渐松绑。这也是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获得的启发,人从根本上是在被经济逐渐勒紧的过程,人开始成为凝结在商品上的资本,而要获得稳定而不是世界大战,就必须要缓和矛盾,在政治上松绑。西方的“奴隶”在政治上松绑,从而得到“自由”资本主义,也就形成政治学意义上的“人”。
         中国则不然。我们面对的现实是,在经济上逐渐把“奴隶”纳入资本市场范畴,正在一天一天的压紧,而在政治上又无法松绑“奴隶”从而得到健全意义上的“人”。中国在对待“人”的社会制度上,一直处于奴隶制度时期,根本上就从来没有过什么变化的,老犬儒们扯淡说经济发展了人就解放了成了人了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纵观当下,中国的底层百姓(可以和权贵阶级直接对立的群体)实质上都是一种“奴隶”,没有属于自己的私产并成为权贵压迫剥削的对象。工奴方面:往近处说,有衡水的黑砖窑事件,往远处说,有山西的黑砖窑事件;富士康等一系列企业的员工都只是处于饿不死但绝对没有剩余钱的境地,成为一定意义上的资本“包身工”;城市全部工人都是住在七十年租赁的房屋里面的,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无产者……农奴方面:土地被以公有的名义剥夺,不过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又一种变形;全部农民在一定意义上被牢笼在土地上,没有迁徙的自由;没有更多的剩余农商品供给自己的发展需要,只是处于生存的边缘状态上……商奴方面:剩余资本被权贵阶级以课税的形式全部拿走;本身也处于权贵大资本的市场圈套之中,承担权贵资本的一切风险,但不获利;地价、水电、商品流通环节等等,都在被以“全民公有”的名义盘剥,最终落入权贵的腰包。
         政治松绑是需要法权体系的,中国自古只有史官文化,而不产生法权体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维模式,只能是奴隶制度的长久蔓延。顾准先生在论述法权体系产生缘由的时候,找到“海上文明”(参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这个答案,我虽然认为它只是一个暂时的答案,但它在一定意义上找到了我们没有能力在政治上给“奴隶”松绑的相对正确的原因。我们必须要看到,经济的发展,也有可能并不能带来社会制度的改良,经济越发展,也有可能对人的政治压迫越大,上层的政治建筑模式,虽然与经济形态有关,但真正起决定因素的是“人类长久形成的惯常思维模式”,是法权体系的模式,还是史官文化的模式?
         所以,当下,在奴隶制度的中国,“法”很有可能是起最主要作用的。我们惶恐地看到,“法”不上权贵。就像今年的文强案,他首先被权贵们排除在外,然后才会得到“法”的审理,人治一直是中国史官文化的最大特征。所谓的法权体系,不过是要把权力(上文有朋友质疑我用的“权利”一词,因为是论述“权贵”,所以必然要把“权”和“利”加在一起)法制化,权力来源于法律,是法律赋予行为人的权力,而不是某个组织或者政党。法律是可以和“利”并存的,但“权”不能肆无忌惮的得到应有之外的“利”了,这便是法律的效应。所以,在中国的启蒙,应该是“法”的启蒙。孙中山要修约法并维护之,认为这是他多年革命的最大收获,便是这个道理。美国的几个开国者,也是先修法,后立国,便是这一路子上的思维模式。
        而我们,是先通过各种手段夺取江山,然后数改其法,法最终成为权贵限制“奴隶”的工具,而不是一个社会的整体行为规则,这便只能是政治上更加的专制。在当下,奴隶资本主义的中国,无论是革命还是维新,首先要确立法的健全体系才是最重要的,法权体系是得到自由民主的根本思想保障。有人便说这是太平盛世,有人便在衡水黑砖窑里挖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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