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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庆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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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汉武帝立乐府时间考证的文献综述  

2009-05-13 23:09:46|  分类: 杂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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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汉武帝立乐府时间考证的文献综述

马庆云/

《汉书》中有这样的记载:《礼乐志》: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艺文志》: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

以上记载中所说的汉武帝立乐府,并非指乐府机构为武帝所创立,而是指乐府机构到武帝时得到重新定位,其职能在原来专管相关乐舞和乐器的基础上有所扩大,然而,汉武帝立乐府的时间却是今存文献语焉不详的问题,也是学术界众说纷纭的问题。由于这涉及汉武帝立乐府的目的、汉《郊祀歌》十九章的创作和西汉乐府民歌的采集等重要问题,故百家争鸣。

关于汉武帝立乐府的时间,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始于元狩二年(121)。此说由吕祖谦《大事记》提出:汉孝武皇帝元狩二年……立乐府,以宦者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吕祖谦在《大事记解题》中解释道:《通鉴》附于明年马出渥洼水后,今既从《本纪》载得马于此年,亦移立乐府于此。因此,可将此说与司马光观点放在一起论说。

第二种观点认为始于元狩三年(120)。此说由司马光《资治通鉴》提出:元狩……三年……得神马于渥洼水中。上方立乐府,使司马相如等造为诗赋,以宦者李延年为协律都尉,佩二千石印;弦次初诗以合八音之调。

司马光把汉武帝立乐府的时间系于元狩三年,自可解决立乐府与司马相如卒年的矛盾。然据《史记·封禅书》“(元鼎六年)其春,既灭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见,说明李延年是在元鼎六年春方得见,不当与司马相如作歌同时。为解决这一矛盾,司马光借用了《史记·佞幸列传》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诗的记载,把李延年谱曲之诗当作初诗,即司马相如去世前的作品,这似乎解决了矛盾。同时,他又在《资治通鉴考异》中辨析道:《天马歌》(其一)创作时虽未立泰畴,或以歌之于郊庙,其十九章之歌当时未能尽备也。认为元鼎五年立泰畴之前,武帝就已经作诗以歌之于郊庙了,《郊祀歌》十九章在元狩三年时虽不完备,然当时已立乐府管理新歌。但是,司马贞《索隐》明明注称:初诗,即所新造乐章,说明李延年是为元鼎六年后的新造乐歌协律,对此当如何解释?司马光并未作出回答。况且,武帝因获渥洼马作歌协于郊庙,只能说明元狩三年已立乐府,并不能以此作为元狩三年始立乐府的证据。

第三种观点认为始于元鼎六年(111)。此说由王益之《西汉年纪》提出:元鼎……六年……上既灭南越,嬖臣中山李延年以好音见,上善之。……是时,上方兴天地诸祠,欲造乐,下公卿议。……于是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文士数十人造为诗赋,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张自敷《纲目续麟》卷四、李文初先生《汉武帝之前乐府职能考》、张永鑫先生《汉乐府研究》与之同。其中以张先生辨析最详.他在解释了立乐府应该包含着武帝始定郊祀之礼与立于乐府这样两层意思之后,认为:从武帝元鼎四年十一月立后土祠,元鼎五年十一月立泰一祠,灭南越在元鼎六年春的时间看,则定郊祀之礼当在元鼎六年后,于是决定由乐府来管办郊祀之礼的

此观点支持者多,辨析也较详,其主要论据就是《汉书·礼乐志》的记载: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就这段话的行文逻辑看,立乐府是在武帝定郊祀礼之后。据《汉书·武帝纪》,郊祀礼中重要的祠太一、后土仪式到元鼎五年(112)方完备,那么立乐府自当在元鼎五年之后。然而,《礼乐志》这段记载的准确性却值得推敲。《礼乐志》称:武帝立乐府时用李延年为协律都尉以协律,又举司马相如等作十九章之歌,然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司马相如既卒五岁.天子始祭后土。按《武帝纪》:元鼎……四年(113)冬十月……东幸汾阴。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于汾阴雎上,则司马相如当卒于元狩六年(117)。既如此,元鼎六年立乐府时,司马相如已卒七年,焉得复生参与创作十九章?因此,如果承认司马相如参与了立乐府时的《郊祀歌》十九章创作,就必须把武帝立乐府的时间往前提,至少当在元狩六年司马相如去世之前。

第四种观点认为是从元狩起至元鼎六年间。此说由倪其心先生《汉代诗歌新论》提出:乐府建置似非一次下诏完成,而是逐渐扩展,有个过程。……时期约从元狩起,至元鼎六年。

倪其心先生提出的第四种观点,是依据《朝陇首》作于元狩元年而把立乐府的时间往前提,定下限于元鼎六年。倪先生认为武帝立乐府是一个逐渐扩展的过程,这固然有一定道理,但也应当看到,这一观点实际只是沿袭司马光的思路,并未提出更多的论据。

第五种观点认为,从元光二年汉武帝为神道设教而进行的祠五畴与太一等两项重要郊祀活动,可以推断,武帝立乐府为郊祀配乐,应在元光二年前(133)。持这一观点的龙文玲先生解释说,武帝在元光二年(133)就实施了敬鬼神之祀的两项重要举措:

 第一项重要举措就是郊祠五畴。对此,《武帝纪》有明确记载:元狩……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畴。根据西汉历法,武帝太初改历以正月为岁首之前是以十月为岁首的,那么,为配合祠五畴用乐,武帝于此前的元光元年就极有可能令乐府为这一重要祀典制乐。应注意的是,祠五畴是武帝在位期间举行的重要郊祀活动之一,也是他在立汾阴后土祠和甘泉泰畴祠之前唯一亲自参加的郊祀活动。据《封禅书》记载,武帝在元光二年祠五畴后常三岁一郊,可见祠五畴在武帝朝已成定制。既然武帝在游猎上林苑宴乐群臣时会使用乐府之乐,那么,在祠五畴时使用乐舞亦属情理中事。而从《郊祀歌》十九章的《帝临》《青阳》《朱明》《西颢》《玄冥》等五章乐歌的内容看,皆主祠五帝,恰恰是配合了祠五畴的郊祀礼仪。因此,可以推断,在元光二年冬十月祠五畴之前,武帝在赋予乐府机构搜集管理各地乐舞职能的同时,也应当组织人员为祠五畴制作新乐了。另外,祠五帝的《帝临》章云:穆穆优游,嘉服上黄,而武帝作于元狩元年十月祠五畴获白麟后的《朝陇首》则云:爰五止,显黄德,这也透露出《郊祀歌》中《帝临》等五章祠五帝的乐歌制作应在元狩元年武帝祠五畴之前。而武帝在元狩元年前曾于元光二年祠五畴。因此,《帝临》等五章祠五畴的乐歌很可能在元光二年前就已完成。
  第二项重要举措是立太一祠于长安东南郊。《封禅书》曾就此记载道:亳人谬忌奏祠太一方,日: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日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东南郊,用太牢,七日,为坛开八通之鬼道。于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长安东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可见祠太一的郊祀活动早在元光二年就已筹备,这一活动的目的就是在宗教领域树立一个超越五德之运的至上神——太一,为刘汉国运的长久打造舆论。而武帝元鼎五年立泰畴于甘泉。只是把长安东南郊的太一祠坛移置离长安三百里的甘泉宫罢了。因此,武帝元光二年依谬忌方祠太一时,也应为这一重要的宗教活动中使用乐舞、制作乐歌了。

学术观点,百家争鸣,我们本着前人研究的路子继续前进,或许可以找到这一问题的确切答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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