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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庆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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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里“问题”与“主义”的一点扣问  

2007-06-24 16:39:07|  分类: 文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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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根江湖之

       中国文化里“问题”与“主义”的一点扣问
                   文/马庆云
   胡适先生在给陈之藩先生的一封信中这样写到:思想切不可变成宗教,变成了宗教,就不会虚而能受了,就不思想了,我宁可保持我无力的思想,决不肯换取任何有力而不思想的宗教。
  蓝志先先生发表于1919年8月3日《每周评论》上的《问题与主义》一文,有这样一段话:“故所以吾们要提出一种具体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必定先鼓吹这问题的意义,以及理论上根据,引起一般人的反省,使成了问题,才能采纳吾们的方法”。同时他又说,“自来宗教上,道德上,政治上,主义能鼓动一世,发生极大效力,都因为它能涵盖一切,做各部分人的共同趋向的缘故。若愈近具体,则必切合一部分的利害。它的发动的力量,顶大也只限于一部分的人,如何能鼓动各部分的人呢?”
  接下来,8月17日,同样的刊物上,李大钊先生说了这样一句话:“因为一个社会的解决,必须靠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再论问题与主义》)
  8月24日,还是这个《每周评论》上,发表了胡适先生继《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1919年7月20日)之后的再一檄文《三论问题与主义》,其中胡适先生提出一个很具有针对性的问题——“请问我们为什么要提供一种主义呢?难道单是为了‘号召党徒’吗?还是要想收一点实际的效果,做一点实际的改良呢?”而后一周,胡先生又有一文《四论问题与主义》,转入对输入学理方法的探讨中去,意义不大。
  笔者认为,这场“问题”与“主义”的论争,虽然历时很久,但尚没有真正达到扣击中国人文化灵魂的高度,没有起到发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的作用,仅仅停留在了以“马克思主义”为外衣的表象分析批判层面上。
    这场论争,我们抛开“主义本来只是一直抽象的思想”的文字性意义,而深入问题根源实则为一种是暴力革命还是渐进维新的论争,是一种“我们走那条路”的论争。关于暴力革命与渐进维新,胡适先生在他的《我们走那条路》中有这样的梗概:“革命与演进本是相对的,比较的,而不是绝对相反的。顺着自然变化的程度,如瓜熟蒂自落,如九月胎足而产婴儿,这是演进。在演进的某一阶段上,加上人工的促进,产生急骤的变化;因为变化来的急骤,表面上好象打断了历史的连续性,故叫做革命。”
  胡适、李大钊等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实则是一种中国问题应当怎样解决的笔墨官司,李大钊先生一口断定“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具体问题解决了的希望”,而胡适先生偏要一个一个问题的研究,一个一个问题的解决。从民生意义上讲,革命之破坏力在短时间内是大于其生产力的,是一种从容性的暴力,建国初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远低于鸦片战争以前,甚至是辛亥革命期间,这从一定意义上说明革命是以牺牲为代价的。主义之缘起,“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单,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胡适)。正如李大钊先生所说,主义是用来骤众的,只是起到灯塔一样的方向性作用,没有具体可行的“航海路线”。主义之力量,也正在于这种骤众,把没有共同利害关系的民众骤集到一起,形成组织体系,形成一定的人力规模,来达到一种主义权威意识形态的贯穿,通过多数人的群骤效应来实现整个社会的按“主义”既定之原则的振兴。而这种全社会主义既定原则的行通,则多是通过一部分掌握主义原理的群众对一部分没有甚或反对这一主义原理的群众的肉体灭绝式的暴力革命来完成的,而其中(尤其是在中国)更大多数人没有掌握但也不反动某一具体主义,他们多持观风之态势,哪边的风硬则倒向哪边,此所谓中国文化中的“君子向时而动”。
  一种开拓式的主义带来的激进性的暴力革命,对一个落后民族在追赶先进民族的振兴速度上必然起到不可替代的历史性作用,这种理论,与化学中制取氧气的实验过程很是相近。民众与历史根基,一国的文化与经济程度及其经济背景下呈现出来的文化心理民俗观念等诸多方面,好比是制取氧气的必备材料,高锰酸钾,而主义指导下的革命则为催化剂二氧化锰,二者缺一不可。但在氧气完全制取之后,二氧化锰则成为不必要之物质,理应得到其他用途,而非再与氧气共同承担其他功用。这里想起李泽厚说毛泽东的一句话,“毛泽东的错误之一就是在长期的和平时期中,迷信和搬用战争时期的经验,即所谓‘马上治天下’,这一点他似乎还不如刘邦(《世纪新梦》,472页)。”这一错误其实就是主义这一二氧化锰的过渡利用的显性转化。
  胡适先生曾经有一句话,叫做“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这里或许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实干者,从“整理国故”到“好政府的提出”,再到“革命与渐进”的论争,无一不是证明他是从实际问题出发,而非空谈的梦想家。中国人为什么要用一种主义来搞群聚,达到规模效应,这是我们文化心理中不可避免的陋习,还是人类社会群居思想的现实主义再现,值得思考。
  在中国走维新的路子,很难成功,戊戌变法就是一例。而俄国为什么可以在彼得一世的领导下实现农奴制的改革,日本为什么可以在明治天皇的带动下搞一次民族振兴的维新,甚或更远一点,美国的南北矛盾为什么终至一场战争,在各民族的文化心理中难道有左右历史的人文因素?
  李国文老先生有这样一个很粗浅地论断,可以拿来先用用。“我也渐渐懂得,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喊着不破不立,实际光破不立的勇敢者?因为立,需要学识,需要经验,需要实践,需要真知灼见,比较麻烦。而破,是一件无需乎学养、教养、素养、涵养,很容易做到的事,只要有权。”(《中国文人的活法》,人民文学出版社,146页)这或许可以解释中国人为什么要靠一种主义来达到群聚与权利的集中吧!但笔者不满足于“懒”的说辞,我们的民族文化里是否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我们为什么不能像胡适先生一样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改良维新,而非选择流血与破坏的暴力革命呢?中国文化中所谓的忧患意识,就是动不动“向何处去”,或者“目前的形式和我们的任务”的主义之风。在高谈阔论什么“灵魂失落与否”的同时,他们却对一个城市的污染,他这个小区的煤气管道,对他祖母的四合院被房地产开发公司惟利是图地一座座拆除等等视而不见。“这种所谓的忧患意识,无异于他们所忧患的灾难的帮凶。”(于坚《棕皮手记*1997-1998》)与其讨论向何处去的主义,不如老老实实地谈论些诸如环境污染、市政建设之类的具体问题。如果五十年代马寅初先生、梁思成先生的人口问题、北京老城改建问题能像讨论《武训传》、《海瑞罢官》那样火暴,倒是不可思议的了。中国人愿意在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之间做文章,却不能很好很开放的去搞自己的经济,这正是主义在“催化”作用之后的与氧气共同承担任务的恶劣后果。
  我们的民族性格中为什么缺少一点一点做事情的精神品质?中国乃至世界的人文学者都在研究这个问题,笔者认为,这一我恩体研究的大乘者不是搞的论文、散文一列,而是一部小说——韩少功的《爸爸爸》。其中丙崽的形象,正是一种符号,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民族的、个人的,一个荒谬而又真实的符号,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值判断”的思维方式(不是爸爸,就是*妈妈)是中国人中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它蕴涵着李国文老先生所谓的“懒惰”背后的更深层次的悲剧性因素。
  在中国文化中,“二值判断”的思维方式一直占据主导地位,非此即彼,非对即错的思想普遍存在。在这种价值判断体系下,中国人很容易走向主义的极端,而非问题的逐步改良。这或许可以更深层次的揭示问题的根源。
  刘再复先生曾说:“只要我们愿意反省,不再以阿Q的思维方式和丙崽的思维方式为荣,而是正视其粗鄙,总是有希望的。”(《论丙崽》,《光明日报》,1988年11月4日)
  但是这种二值判断法的根源又在何处呢?还是值得我们思考。在现如今这种大的历史环境下,我们不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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